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12】。
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都会听从我的劝告。这充分表明了，苏格拉底认为自主地去做正确的事，包括自由地从事爱智之学以及不作不正义的事，是比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事。
就它以承认平等的他人为前提而言，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的德性或公民美德。我国法学界，则流传着一种与斯东观点相近而并不完全相同的解读：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雅典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经过质疑和反思之后，青年人很可能发现自己原本未加检省即接受的信念和规范是没有根据、因而不可信靠的。如果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所从事的爱智之事只是个人喜好，并据此建议他不要到处与人谈话以免招人怨恨，苏格拉底不是很可以这样回答他吗？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发现柏拉图正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其老师。不难想象，此种历史背景下，惊魂未定的民主派会格外敏感于反民主的言论和行为。
[51] 在这里，有必要将作为理想和价值的民主政治与现实中的民主决策技术区分开来。[澳大利亚]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4页。这个领域里自由的实践，导向性目标是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也即安放人的肉身、解决人生存下去并生存得尽可能舒适的问题。
而只是在说，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发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仍能激发现代人持久不衰的讨论，只是因为经由这一事件而昭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仍然极其重要。当我们讨论历史事件时，归根结底只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以现代人的头脑去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人的先见。但是，这种精神助产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它只是为个人行使自由意志和运用判断能力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5]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由此，物质世界中自由的拓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他明知：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地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
——而判断何为不正义之事，要先停下来，想一想。[47] 斯东指出：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的反抗不是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而是作为一个私人行动（《苏格拉底的审判》第133页）。无论把消极自由界定为免于……干预还是对我在何种范围内被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柏林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赋予其消极自由概念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而一个拒绝运用意志和判断的人，同样可能犯错，却因为丧失了自主和自发性而不能承担责任。
沿此思路，我们可以迅速抵达现代自由主义论说的核心论题之一：面对由托克维尔首先提出而由密尔详加阐发的多数的暴虐，捍卫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这和其价值多元论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些历史事件比另些历史事件更重要，也往往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现时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启发意义。对这种关联的揭示表明，政治的公民自由与非政治的个人自由所共有的要素是具体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而这一点决定了民主理想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实践。
[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4页（序言）。然而，实际上，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起的诉讼，至少在表面上无关私人恩怨。
因此，当我说，要超越柏林的消极自由论时，我并不是指确立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空间是不必要的，也不是指自主和真实自我等概念不可能被滥用而危及那个本应不受干涉的个人空间，我强调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论说框架下往往会不恰当地忽略的东西：非政治领域里个人自由的实质内容。可是他们两不能，他们既不能使人智，又不能使人愚，他们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的冲动。
没有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就没有所谓的个人自由。[20][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可是现在你们成见太深，短期间无法清除。在自然规律约束下，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人的肉身才可存续。[24]这样，在密尔看来，个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止是因为面对不确定性（即人不是不可能错误的）时，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并不能真的就此确认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政体。
……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我相信，如果你们也同别处一样有一条法律，规定事关生列的大案不能当天判决，要等几天之后，那我就能使你们信服了。
在现实中，则取决于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的实际运用。苏格拉底在明知招人怨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检省他人和自己，明知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在法庭上宣布将继续从事爱智之学，明知不逃走就只有死的情况下却仍然拒不逃走，只是因为他认为其时做出不同的举动是擅离职守、是不合法或不正义的。
[24] 可参见：[英]穆勒：《功利主义》，叶建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但显而易见的是，苏格拉底式自由又不是与分享国家权力有关的积极自由。
后者试图做的，在我看来，就是在说，在理论上，换个角度看，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不过是对同一自由概念不同侧面的强调而已。自由 人们有资格享有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正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铰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成比例：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热爱正义甚于热爱掠夺成比例。反过来，政治立宪过程，在逻辑上也只能解决人际/政治领域里的自由问题，并不必然解决因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局限而造成的经济贫困问题，也并不必然解决心灵无所寄托所导致的精神苦闷问题。初看起来，这意味着，有80人认为苏格拉底无罪却当死。
困难的是，自由，和幸福、真善美等语词一样，因为负载了对人类而言极其重大的意义而在人类历史上使用极其广泛，同时也正因为负载的意义极其重大、使用极其广泛而极其难于界定。（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一个民主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其中每一社会成员，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在古希腊，这样的人被称为自由人。
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援引的两个说明自己坚持正义而不从流俗事例，[17]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式的自由，既不是所谓的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也不是所谓的消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
对此种冲突之不可调和性，在政治学领域最著名的阐释（也许还是最好的阐释）是柏林的诸善不可兼容[13]论：民主我所欲也，自由亦我所欲也，假如二者在价值追求上各自要求最高主权而绝不肯妥协让步的话，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前404年寡头统治时期，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人被要求把Leon从Salamis押送回雅典执行死刑。……现在，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 【摘要】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来看，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意涵丰富。
这样看起来，当研究者指出，斯东以现代的自由宪政民主理念来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古代雅典人，是患了某种时空错乱症时，[8]他可能是正确的。未必能，意味着也许能也许不能，只是我们在贡斯当和柏林自由论的框架下，无法进行清晰的讨论。
[27] 《会饮》记载，在讨论什么使人生值得过时，苏格拉底说是瞥见美本身，而智慧是所有不同种类的美中之最。就彼此关联而言，对物质自由的追求，如果采取社会化的方式，就不再单纯地只涉及人-物关系，而同时涉及人际关系，因而，就不仅仅要受物质世界里的自然规律约束，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生活中正义法则的约束。
数月后民主派卷土重来。进入专题： 苏格拉底 自由 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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